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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

《古代卡尼什：青铜时代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殖民地》，[丹]莫恩斯·特罗勒·拉尔森著，史孝文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版，410页，68.00元

丹麦学者莫恩斯·特罗勒·拉尔森（Mogens Trolle Larsen）的《古代卡尼什：青铜时代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殖民地》（Ancient Kanesh：A Merchant Colony in Bronze Age Anatol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史孝文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从内容上说是一部很专业的历史学、古文献学专著，所研究的具体议题用作者的话来说全世界恐怕只有十来个人是真懂的。但是由于作者以通俗、朴实的叙事方式把很艰深的问题讲述得生动浅显，有兴趣的读者不但可以读进去，而且可以引发出一些有意思的古今之思。

首先是这项研究本身所充满的魅力和在学术史上的影响使人深感兴趣。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丰富的文献记载的商贸社会，在那里从事商业的人们“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能够被证实的商业社会的成员”。（16页）该书虽然几乎只是关于四千年前发生在亚述的阿舒尔城和安纳托利亚的卡尼什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长途贸易研究，“但这种贸易是嵌入在一个非常具体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实中的。从本书中各章的标题，读者能够大概感受到这个世界能够被重建的程度。这些章节阐述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及其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社会、商业、法律、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一些核心问题，以及涉及亚述人和安纳托利亚人的文化互动”。“贸易常常被视为复杂社会、等级制度、政治和社会不平等、城市化和国家形成的核心特征之一。”（13页）因此该研究的吸引力和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这批泥板文献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商人家庭档案，而且常常是以某个人、某家庭为中心的高密度来往的文献，因此为微观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有可能把许多个体通过时间和空间进行定位，重建跨越几代人的家庭树，追踪到各个行为人的各种活动（如在商队往返中进行的贸易或提起的复杂诉讼；通过细致分析与个人或事件相关的档案，可以使我们追踪到复杂的法律或商业程序的惊人细节，甚至是每一天的发展）。（15页）他在书中不断提到目前的研究依据多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出土文献，在阿舒尔城则往往缺乏相关的文献证据，虽然安纳托利亚的出土文献很多就是从阿舒尔寄来的信函、文件，在这种情况下要更为慎重对待两地之间的真实联系和相似性。

关于历史上的商业档案的规模，拉尔森提到的十六世纪一位普通的意大利商人弗朗西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atini ) 的档案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他留下超过十二万封书信、五百多个账簿、约三百份合作契约、约四百份保险单和数千份其他商业文件。他说与之相比卡尼什的材料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我觉得他还是想提醒我们，在卡尼什发现的具有商业档案性质的两万三千块楔形文字泥板距今已有四千年的时光，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商业活动，的确“没有任何类似体量的证据显示出可与之媲美的深度和丰富性”。

在这些作为信件、契约、债务票据契约、债务票据和备忘录的泥板文献中并没有关于商业贸易的系统性和普遍性的论述，一切都要根据对它们的理解进行解读，重新还原到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生活语境中。拉尔森比喻为“这种方式就像我们是偶然路过的人，偷听到了一些谈话片段”。（11页）解读与还原的途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献学、历史学和考古学，“即便是最简单的词语如‘买’‘卖’‘借’‘债’‘税’‘驴鞍’和‘利润’等，其确切的技术性内涵都要经过细致的考察。古亚述人的一些基本性概念在英语中可能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对应词，我们自己通常模糊抓取的核心社会经济思想与特征对这些历史证据的表达必然存在局限”。（11页）同时“由于对这个社会存在基础的理解有着巨大差异，观点的提出方式也总是非此即彼并带有攻击性，使得这一领域变得充满争议很少有学者愿意或敢于冒险卷入这些领域高深的论战”。（25页）这是亚述学学术史上的一段争议历程。

在尤利乌斯·莱维与本诺·兰兹伯格之间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学术冲突是有代表性的例子，拉尔森甚至认为“这种似有敌意的学术氛围使一些本来可能对古亚述主题感兴趣的学者们都望而却步。莱维很快就掌握了大量的出版和未出版的文献，似乎很少有人有勇气与他进行批判性对话”。（70页）在安纳托利亚的亚述人应被视为征服者还是商人？“kãrum”是行政机构还是商人殖民地？亚述人大量运去安纳托利亚的到底是铅还是锡？ 这些基本分歧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才得到澄清，因为亚述学是一门非常小众的学科，涵盖三千年的时间跨度和有大约上百万份文献证据，有很多让人觉得不那么复杂而且更值得研究的其他问题。而且，“这一领域内弥漫着莱维和兰兹伯格之间争论的不愉快氛围，两种范式对文献所描述的社会的理解截然不同，这迫使学者们不得不在冲突中选边站，最后，复杂文献越来越多，这些明显的困难足以使许多人不再从事古亚述研究”。1963年，莱维的学生保罗·伽瑞里在他出版的著作中谨慎地、同时也是无可辩驳地指出他的老师对古亚述商业和政治制度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他的研究结论认为亚述人在安纳托利亚是商人，而不是征服者；亚述人把大量的锡和纺织品从阿舒尔运往安纳托利亚销售，大量的银钱（即货币）被运回阿舒尔用于投资新的商队经营。他开创了研究古亚述文献的新纪元。（74-75页）

对于书名中的“商业殖民地”这个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拉尔森在讨论了米歇尔（Michel 2014）和吉尔·斯坦因（Gil Stein）的反对意见之后，坚持认为“殖民地”一词在对亚述人与安纳托利亚人之间关系进行确切描述的情况下仍然是可取的。“事实上，使用‘殖民地’一词来表示在外国土地上建立的商业机构的传统由来已久。”（185页）中译本译者则鉴于在中文语境中“殖民地”一词的负面含义更加明显，容易误导读者对阿舒尔与安纳托利亚关系的认知，为此与作者进行了沟通，一致认为应该避免倾向于殖民主义含义的解读。因此，在译文中有“商业殖民地”“商港”和“商站”的不同译法。（45页，译者注）这是值得肯定的。

拉尔森在该书中并没有把古亚述的商人活动拔高为一个可以用现代经济理论来描述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但是他坚持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根据一般经济学理论，认为古亚述时期的商业和经济不是由市场支配的，而是由互惠和再分配的原则支配的。进而认为卡尼什的商人不是靠买卖、利用价差赚取利润为生的商人，而是由政府任命的商人，他们的生计依赖于周转货物以赚取佣金；另外，价格是由关税部门、法规或布告确定的等价物，而不是由市场中的贸易决定的。拉尔森说“他的想象力不得不让人佩服，遗憾的是这些只是凭空猜测，毫无证据支撑”。（352页）接着，他还谈到考古学家伦弗儒（Renfrew）和巴恩（Bahn）在他们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中追随波兰尼的观点，认为亚述人的贸易可以被视为“再分配”，只是有时候他们似乎的确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交易的。对此，拉尔森认为完全没有理由认为有“中央组织”在贸易的实际运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刚好我手头就有这部影响很大的考古学著作，可以补充的是他们关于“再分配”说法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人类学的“礼物交换与互惠”理论；更为直接的来源是美国人类学家Marshall Sahlins根据波利尼西亚酋邦的产品分配方式提出的再分配理论。（伦福儒、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文物出版社，2004年，357-358页）在这里，拉尔森针对随意引用宏大理论体系以建立最广泛有效性和关联性的模式提出警惕，认为“这些理论体系实际上隐含的是简化论主张，认为我们可以运用一个‘古代的’体系，或者至少一个对所有古代近东历史都适用的概念来看待问题”。（355页）

其次是关于远古时期的政商关系中的法治与公权力问题。兹事体大，实际上这是拉尔森该书中非常值得引申讨论的问题。所谓的“政商关系”是指作为社会管理机构及其权力运作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既有制度化、常规化的稳定性特征，同时也有非制度化的影响因素，是一种政-经结构关系。但是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本文所谈的远古时代，这种关系显然与现代的体制性政商关系有非常大的区别。既然谈到“政”，很自然就会想到拉尔森谈到关于古代世界的民主与专制统治模式的固化认识和片面观点：“古典作家描述希腊与波斯帝国之间冲突的角度，一方面是自由与民主，另一方面是专制与奴役。从那时起，古代近东社会便被视为东方专制国家的典型。国王是由军队和高度集中的官僚精英支撑的绝对权力中心，社会中没有强大的力量，例如世袭贵族或批判的公众，也没有其他的权威能够制衡王权机构和限制其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完全控制”。 他接着引述了1975年英国古典学家摩西·芬利（Moses Finley）在他的《古代经济》中的一段关于近东文化与希腊是完全不同的论述，以及1910年英国保守党领袖巴勒弗尔（Balfour）勋爵在议会的一次解释当时英国在埃及政策的演讲中所表达的西方与东方统治模式的差异性，其要点就是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初步的自我管理的能力，而在整个东方人的历史中永远找不到自我统治的痕迹。巴勒弗尔承认东方国家曾经非常强大和曾经对文明有很大贡献，但都是在专制统治和绝对政府的统治下的强大和做出的贡献。（121页）作为亚述学专家的拉尔森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分析和纠正，他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上述观点，但是指出还存在被忽视的经济与社会层面，事实上的政治结构更为复杂，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特点，“正是屈尔台培大量私人档案的存在给了我们一个修改和纠正这种印象的机会”。（123页）他接着以国王埃瑞舒姆I 统治时期的一份写在建筑上的文献为例，插进了一个对于我们来说颇有意味的问题：这位国王同时还提到了他以免税作为对人民支持他建造神庙和城墙的奖赏，但是拉尔森说“后来的亚述国王几乎不会说他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这是不言而喻的或无关紧要的，表达这样的想法似乎会削弱统治者的地位”。（124页）拉尔森对于统治者心理的分析涉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放在东方专制主义政治的观念和统治手腕的历史系谱中是很有现实研究意义的。拉尔森所讲的那些后来的亚述国王们很可能看透了一件事情：宽松、仁慈、让利会让人民要求更多权利，而残暴与高压则让他们但求苟活。

回到该书的主题“商”，以及在商贸中的法治与公权力的表现。

阿舒尔是亚述时期长途贸易网络的中转地，银、金、铜、锡、大麦、羊毛、麸皮和糠皮等货物在这里都是免税的。南方的商人来销售锡和纺织品，然后这些商品再从阿舒尔出口到安纳托利亚的卡尼什等商港。这一国际商贸体系建立在基于理性和逻辑考虑的经济优先原则和一系列合理的经济与政治政策的基础上。商队以一种复杂的商业循环在整个近东地区往来，而对利润的追求是每个地方商人的动机。从泥板文献中可以看出阿舒尔是牢固、重要的中转中心，它所连接的更广泛的网络达到巴比伦尼亚平原上的大城市，并且深入伊朗高原，但是阿舒尔的商人们把精力集中在安纳托利亚市场上。

卡尼什的商港体系建立在亚述商人和安纳托利亚地方统治者之间的协议基础上，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锡作为制造青铜必需的原料之一，对当地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豪华纺织品则是当地的精英阶层在社会中优越地位的体现。“条约中明确规定了税收水平和宫廷的优先购买权，统治者就有了稳定的供应，或许也获利不菲。反过来说，他们给予商人们在城市里居住的权利，亚述人的社区享有治外法权，包括自治权和自己的司法机构。更重要的是，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确保了道路交通的安全，并有责任对袭击和抢劫亚述人商队的强盗进行抓捕和审判，有的时候，甚至赔偿损失。现存的条约中保存了这些协议的内容，并且能够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许多信函中得到充分的印证。”（187页）

阿舒尔城以贸易为主导，不难理解这样的城市政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富有和成功的商人主导的，这个机构就是城市议事会，其主要职能是管理政治与司法事务。相对而言，在安纳托利亚商业城邦的议事会则是通常被称为由“小人物和大人物”( small and big） 组成的全体会议。无论如何，“议事会基本上是一个司法论坛，对复杂的法律案件进行辩论并做出决定。当然，我们从卡尼什的文献中得知，这些诉讼牵涉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男男女女，而且针对有些典型的问题的讨论在议事会上花费了很长时间。”（141页）很明显，“议事会发布的‘裁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法律事务有关，在这些事务中，它的职能相当于高等法院，但同样清楚的是，议事会在阿舒尔和安纳托利亚都有权管理和控制古亚述人商业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47）

在贸易鼎盛时期的档案中，最为显著的是某个大商人的死亡常常导致长期的法律冲突：继承人与继承人之间的冲突，继承人与已故商人的客户之间的冲突等，这些冲突通常会引发非常复杂的诉讼：继承人之间会相互争斗，那些对已故商人的遗产有诉求或者欠他钱的个人或家庭也会卷入其中；要想厘清债务和资产的精确情形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死者可能有其他商人因进口货物的赊销而欠他债务，他本人也可能对其他商人负有类似责任；他在参与的长期或短期的合作关系中，可能既是债务人也是投资者；他的债主可能既有在安纳托利亚的也有在阿舒尔的；他也会对阿舒尔的神庙和市政厅等公共机构负有财政义务；他还可能留下了许多文件、债务票据和契约，很可能分散在安纳托利亚的许多地方。在继承人或他们在阿舒尔的代表人向议事会提出诉求之后，被告们通常会收到一封来自城市的关于卡尼什的法庭程序准则的信；继承人有权雇请“代理律师”带着这封信前往卡尼什的法庭处理这些事务。“代理律师”由国王授权，实际上是议事会和国王法律权力的延伸，但费用是由继承人来支付的。双方就支付服务报酬进行商谈，通常提前支付一半，案件完成后支付余款。（141—142页）在诉讼期间，议事会将命令冻结该家族的事务，并宣布在最终完成债权债务结算之前，利用死者遗留的资产从事经济和商业活动是非法的。许多亚述人的分散和迁移使得诉讼过程更加复杂化，不守诚信的人会试图拖延或从事可疑的法律操作，往往能够成功。（87页）

卡尼什商港的主要行政机关被称作“商港办公厅”，负责处理经济、司法和管理事务。有数百份文献能够说明卡尼什商港的日常管理主要是司法性质的，这些文献通常是以证人的口吻书写的，记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主张和对此类主张的回应。但是在这些文件中很少看到商港直接参与的情况，比如证人是如何被选出来的，所涉及的官员又是如何参与起草最后文件的？有三份残缺的泥板文件通常被称为卡尼什商港法规（Statutes of the Kanesh colony ），可以看到类似商港章程的内容。比如谈到“有账户的人”，就是每年向商港办公厅支付款项的精英阶层，他们有时被称为“大人物”，有自己的议事会，另外还有一个是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全体会议。文献涉及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应召开全体会议；甚至还提到了会遇到以投票作出决定的情况。（198-199页）

从国王写给卡尼什商的一封信中看到，国王提出了统筹贸易方式和与其他族群关系的指导性方针，在关于阿舒尔的黄金贸易政策和作为贵重商品的陨铁的征税问题商，也可以看到政府推行的商业政策取向和建立适当的官僚程序的要求。许多例子都说明了城市议事会是如何对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贸易的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比如在一个有名的案例中，阿舒尔城市议事会对不应当的竞争适时地进行干预。（143-144页）除了国王、议事会之外，在阿舒尔城还有“名年官”和他的办公厅（有时称作市政厅）共同参与城市经济的管理；名年官职位任期一年，通常由该城最高社会阶层的人担任。在名年官领导的市政厅中，除了有负责统筹安排的一名工作人员外，还有十多个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有着精细的专业化区分，因此市政厅肯定是一个商业管理业务繁忙的地方。（157页）名年官、议事会和国王是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议事会的作用相当于高级法院和决策机构，是城市的最高政治权力机构，国王是议事会的执行官。这三个部门通过各自掌管城市的政治、司法和行政生活，实现错综复杂的权力平衡。 （149页）

但是，尽管城市机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拉尔森认为不应使用“政府”这个概念来表述，以免使人对概念产生混淆。与古亚述贸易有关的决定，“都是由一群与之有个人利害关系的人做出的，他们是构成商业精英阶层的阿舒尔人。这些不是抽象的、客观的制度，而是真实的人。在现有的材料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一个不同的非私有商业部门”。（354页）看来在如何定义“政府”的问题上，还有更为重要的私有与公共的区别。这又是把“政商关系”置于一种历史语境的解读，

随着商贸活动的繁盛，一个被称为“费用支付者”的群体开始出现在权力与影响力的语境中，他们是卡尼什商港的规章中提到的“有账户的人”和“大人物”的同义词，是在安纳托利亚经商的精英群体。（90页）他们在司法环境中的表现似乎表明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大人物开始主宰商港的生活。亚述社会中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似乎扩大了卑微者与大人物之间的差距，我们可以假设，一小群超级富有和成功的家庭能够获得更多的权力。（92页）

在这种长途贸易关系中，阿舒尔的国王所扮演的是多重角色，所有这些角色都不同于关于东方专制国王的那种固化认识。阿舒尔的国王通常有不同的头衔：“阿舒尔的管家”表明了国王与城邦之神的特殊关系，当其他人提到国王时，他们使用的是“大，伟大”，意思是“大人物”，通常翻译为“王公”或“国王”；在泥版书信文献中还可以获得的认识是，“城市”这个概念是指在各种事务中做出决定的议事会，国王是城市议事会的主要执行官，而且更重要的是国王常常作为某种法规专家而被咨询。（125-129页）这些书信还显示了国王作为个人的角色，像所有亚述商人一样，参与安纳托利亚的风险贸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国王也想要在安纳托利亚的贸易中获取利润，让自己的家人参与其中。”（135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依靠的是私人关系的帮助，而不是在安纳托利亚的官方管理机构，其信件的措辞是礼貌的请求，而不是直接的令和指示。基于这些文献，伽瑞里得出结论，阿舒尔国王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大商人，同等级中的第一人”。（132页）这或许可以说明，表面上脱钩的官商关系很可能掩盖着背地里的利益勾结关系，而明明白白的亦官亦商反而有可能没那么肮脏。另外，在现有文献中没有提到王宫，说明宫廷在城市的行政和经济生活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在“市政厅”等办理缴税以及进行其他经济和行政活动的地方，国王也很明显没有特殊的权力。（133页）

亚述人把他们的世界分为本土“城市”（即阿舒尔）和“国外”的二十多个商港，阿舒尔是行政体系的顶端和中心，所有亚述人在国外的定居点都归卡尼什中央商港管辖，在信件文献中证明了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存在。比如在信中，阿舒尔城命令卡尼什商港为阿舒尔的防御工事支付款项，然后再确保其他所有商港都发送。也有资料提到城市议事会派特使来到卡尼什，甚至是长驻。凡有涉及亚述与安纳托利亚当局的关系的重要交涉，他们都会参与；有时还会介入亚述人个体与地方官员发生的冲突，但最重要的职责然是监管最终与安纳托利亚国王达成条约的一系列交涉。（186页）有意思的是，那些在当地的定居并与当地人通婚的亚述人往往会放弃从事商贸活动，后果之一是更多地受地方宫廷管理权力的管辖。对此亚述官方在与当地政府的签订的条约中要求在涉及亚述人和当地人的案件中进行公正审判，要求国王不能偏袒自己的国民。亚述人还保留了这些定居者作为商港集体成员的身份，这样他们就不必承担当地居民对王室的劳役或兵役等义务；如果国王颁布法令释放奴隶，这将不适用于亚述人的奴隶；在司法环境中他们也被允许可以在阿舒尔的神像前宣誓，而不是服从当地的河神审判等习俗。（93页）

大量的泥板文献都反映或涉及了司法案件，给人印象就是古亚述人特别爱打官司，托马斯·赫特尔对当时的法律程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的确可以证明这一点。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一份文献中描述了一名亚述商人因涉嫌参与了一个安纳托利亚敌国的间谍活动，被宫廷逮捕并关进监狱；亚述商港要求国王立即放人，国王夫妇提出的条件是商港要把那个从塔乌尼亚王国寄信来的人交给他们作为交换。（208-209 页）在这些事关“政商关系”中的法治与公权力案例中，真令人想到那句古老的说法：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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