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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

9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应邀在山东省曲阜市新金石学研究所演讲，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讲稿。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孔子故里，到这里和大家见面，交流阅读金石文献的心得。单纯就中国古代的碑刻而言，齐鲁故国更堪称发源之地。秦始皇东行刻石，就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到东汉时期石刻文化全面兴起之际，这里更是举国上下最为繁盛的碑刻中心。

不过惭愧的是，我对各种石刻文献都没有系统的了解，更缺乏深刻的认识，今天，只能就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向各位讨教，和大家交流。

这个问题，也和我们山东有关；更清楚地讲，是同鲁西南菏泽地区的汉代碑刻及上古历史有关。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系统地记述古往今来的历史，始自所谓五帝时期，其中有一位帝君，称作“尧”。这“尧”到底是个什么人、甚至是个人不是个人，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什么人能够说得清楚。

譬如，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即尧居帝位七十年后发现了舜；再过二十年，令舜代摄其政，自己避居于旁二十八年后离世而去。这三个年数相加，已得年一百一十八岁（若前后两个时段的衔接时间有一个或两个是在当年，也可能是一百一十七岁或一百一十六岁），再加上尧即位时已经是十六岁的大小伙子了（唐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卷一），这样他应该享年一百三十四岁上下。你相信这是人么？反正打死我我也不信。这么大年岁，不是神仙，就是鬼怪，反正他不会是一个活人。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这是古史的传说时代。由于当时没有文献记载，仅仅依赖口头传说，其历史叙述有很多虚诞无稽之事。即以与尧同在《史记·五帝本纪》的黄帝、炎帝而论，其由天神而下降人间的迹象便是十分明显的。帝尧其人其事也同样无从征实。

司马迁自己说：“《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史记·五帝本纪》）关于“总之不离古文者近似”这句话，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解释说：“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近是圣人之说。”

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第一，在司马迁看来，《尚书》载述的史事，相对而言，是比较可靠的，其他文献则不尽可信，而《尚书》载述的史事正是从尧开始的；第二，虽然东南西北天下各地都有尧以及黄帝和舜的传说，但这些地方相互之间的风俗教化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意味着他们同帝尧的血缘与文化关系不同、他们讲述的帝尧也各不相同，至少是不尽相同。

司马迁在谈论自己撰著《史记》这部书的宗旨时概括叙述说，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联系这一情况，我们更可以看出，司马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审慎判别，才以《尚书》和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等为主，“择其言尤雅者”，写成了这篇《五帝本纪》，其中也包括对尧生平事迹的记述。

尽管司马迁尽可能地做到了一位职业史官应有的严谨，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做法，即所谓传说时代的历史只能是这样。真真假假，浑然一团，谁也没法说个清清楚楚，只要后世学者不把这段历史记述同后世的信史同样看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任何一个地区的历史，在其没有文字记载的启始阶段，都只能这么写。

然而令人十分不解的是，那些总是强调考古发现对研治史事的价值要大大高于传世文献记载的考古学家，不知为什么，偏偏总喜欢把与传说时代相当的考古文化、特别是聚落遗址同旧史传说联系到一起。神尧圣禹，就都是他们很喜欢牵连附会的上古帝君。

在这方面，若干年来考古学界一项盛行的说法，是把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指认为尧的都邑，也就是所谓尧都。人们这样认识的理由，是曾有文献记载说尧都平阳，而古代的平阳就在今天的襄汾陶寺这一带。这样的认识，可以称之为“山西平阳尧都说”。

说者言之凿凿，闻者亦多信以为真。可这样的认识真那么合理可信么？

如前所述，关于这位帝尧，传世文献中最显切实、也最为原始的记载，不是《尚书》，就是《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对尧的记述，就是本自这些文献，而这也是后世谈史论史者直至当今学人所能了解到的对帝尧生平事迹最全面、最系统、也最权威的记载。

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帝尧，或者说这一帝君的原型，终究无法知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今天能够努力阐明的，只是他在古史传说中的基本情况。不管帝尧其人以及所谓尧都是不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真事儿，古今学者在论述尧的活动地域和尧都问题时，理应以上述内容作为基本依据，现代考古学家也不例外。不然的话，这话就无从谈起——即论者若是在此之外别采他说，你又根据什么能够轻易排除《尚书》以至《史记》的相关记载呢？至少我在这里论述尧都问题，是没有缘由能够径自抛开《尚书》以至《史记》的记载而另辟蹊径的。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审视汉碑当中与尧都相关的铭文，或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谈到以古代石刻铭文治史，包括在座的各位朋友在内，很多人一下子就会想到新发现、新出土的碑石或是墓志。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圈内就弥漫着高度仰赖新材料、竞相争抢新材料的风气，甚至非“新”不成文，无“新”不论事儿（实在找不到新材料，你也得从太平洋彼岸踅摸一套“新方法”）。要是没有新材料，你就是写了、论了，人家也不屑于看。可在我看来，正常的历史研究绝不应该是这样，醇正合理的石刻文献利用形式也不会是这样。

伴随着金石学研究在北宋中期以后的兴起和发展，汉碑铭文早已成为传世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北宋中期欧阳修撰著的《集古录》和北宋末年赵明诚撰著的《金石录》，由于碑刻研究还刚刚起步未久，两书的著录都很不全面，研究的深度更相当有限。至南宋学者洪适撰著《隶释》和《隶续》，才开始系统、规范地著录碑刻，也把碑刻研究推向深入（事实上这种变化同两宋之间史学研究风气的变化是同步的，即进入南宋时期以后，史学研究特别注重对具体史事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追求）。洪适这两部书，也成为传世石刻文献中的高水平代表性著述。尽管继此之后还有不少汉碑的发现、著录和研究，但对于我来说，直至今天，洪适这两部著述仍然是利用汉碑治史的首选书籍。

稍习两汉历史研究状况的朋友都应该能够知道，相对于西汉，东汉的研究状况一直要相对清寂很多，也要相对滞后很多。其中一项重要体现，就是对汉碑的利用大大不足，而在材料来源方面，就连《隶释》和《隶续》所著录的碑文都鲜少被认识，被利用。这是很不合理的，也是很不可思议的。

下面，我就主要借助《隶释》著录的几通汉碑，谈谈我对尧都问题的认识。

《隶释》开篇展现的第一通石碑，题作《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这通碑文，更早著录于欧阳修的《集古录》，惟题作《后汉尧祠祈雨碑》（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二）。这两种著录形式的差异，是一称“尧庙”，一作“尧祠”。不过稍习汉碑者都不难看出，这两种碑题，不管哪一种，都不会是碑石上固有的篇题。据碑文，此碑在东汉济阴郡成阳县。《隶释》中接下来著录的第二通石碑《帝尧碑》，同在成阳，应与前碑同立于一处，而碑文内有“造立灵庙”和“即尧陵庙”的语句，因知二碑应立于尧庙而非尧祠。虽“祠”字亦有“庙”义，这通碑文里也有“大祠”的说法，但在这里，考虑到帝尧的身份，还是应当以“庙”为正，欧阳修《集古录》“尧祠”的题法不够确切。

清同治十年洪氏晦木斋刻本《隶释》

关于碑文叙事的主旨，也就是竖立这方石碑的用意，究竟是记述修造尧庙的事功，还是载录在尧庙祈雨的效验？在我看来，应是前者，即欧阳修《集古录》拟定的篇题也不妥当，还是《隶释》的题名更为准确。

此碑上石于汉桓帝永康元年修治尧庙完工之际，而其具体月日久已泐损不存。不过桓帝在延熹十年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康（《后汉书·桓帝纪》），故延熹十年与永康元年实际上是同一个年份（即前半年是延熹十年，后半年更为永康元年），其刻碑立石，自在这一年六月庚申之后。

按照碑文的记载，先是济阴郡太守孟郁于延熹十年仲春二月来属下成阳县尧庙祈雨，“行礼未周，则景云四集，翔风膏雨，实时大降，嘉澍优沾，利茂万物。阴阳和协，百姓赖福”，孟郁“知圣尧精灵与天通神”，于是率成阳令佐兴工修治尧庙，并得到当地仲氏家族大力赞助。迄至功成，九月之间，连续三次接奉诏书，都与祠祀帝尧相关。自二月祈雨，再经历九个月的施工，时间应已至当年十一月。故此《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之立，当在永康元年十一二月之间，而碑文所载孟太守祈雨之举，不过是修治尧庙的缘由而已。

好了，弄清这通石碑的名称应该叫什么，是想向大家说明汉桓帝时期朝廷在济阴郡成阳县设有尧庙。东汉朝廷在这里设立尧庙，是因为当时人以为所谓尧陵就在这里，朝中大臣们尤其这样看待此事，不然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此《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即谓济阴太守孟郁“闻帝尧陵在成阳”，所以才会有拜庙祈雨之事。又《续汉书·郡国志》在济阴郡成阳县下记云：“有尧冢、灵台。”这“尧冢”当然就是所谓尧陵。

所谓尧陵当然是帝尧去世后安葬的地方，而帝尧不仅葬于斯，死于斯，还生于斯。《续汉书·郡国志》记载的“灵台”就是尧母的陵墓和祠庙，《水经·瓠子河注》称成阳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隶释》卷一著录的《成阳灵台碑》，是在前述《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和《帝尧碑》两碑之后，镌制于灵帝建宁五年五月。这通碑文载述的是廷尉仲定在奏请朝廷之后率济阴郡太守审晃、成阳令管遵等修治尧母庆都陵寝的情况，乃谓“庆都僊殁，盖葬于兹。欲人莫知，名曰灵台。上立黄屋，尧所奉祠”。

生下尧的妈葬在这里，尧自己也死在这里，那么帝尧活着的时候，又居处在什么地方呢？《续汉书·郡国志》载济阴郡定陶县“本曹国，古陶。尧所居”。无独有偶，东汉人许慎在《说文》中解释“陶”字的语义，亦谓“陶在济阴。……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楚居》向我们表明，用“居”字来表示君王的居处之地，是当时通行的用法，而这种君王之居，或为都城，或属行都，都与上古时期都城性质的城邑相关（别详拙稿《楚居与楚都》，收入敝人文集《旧史舆地文编》）。又《世本》专门开列有“居篇”，也是载述君王的都邑。

济阴郡下的定陶、成阳两县，南北毗邻，故成阳县内的尧陵、尧庙和尧母庆都陵灵台等与此尧城犹如同处一地。两相结合，相互参证，足以认定《续汉书·郡国志》和《说文解字》两书中帝尧居处的尧城就应该是所谓尧都。相对于前述“山西平阳尧都说”，这样的认识，可以称之为“山东定陶尧都说”。

今天我在这里和各位谈汉碑与尧都的关系，阐释《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帝尧碑》和《成阳灵台碑》这几通石碑的铭文，核心目的，不是为了讲述东汉时期济阴郡定陶和成阳地区的尧城、尧陵、尧庙以及尧母庆都的陵庙，而是想要借助这几通石碑的铭文，来说明如下两项内容。

第一，以这些碑铭为线索，追溯尧城、尧陵、尧庙以及尧母庆都陵庙的历史渊源。

上述几通石碑中，年代最早的是汉桓帝永康元年底镌制的《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如前所述，碑文述及济阴郡太守孟郁于延熹十年仲春二月赴成阳尧庙祈雨事，并谓因得帝尧神灵佑助而天降膏雨，孟郁因此而修治尧庙。据碑文，知当时修缮的有大殿、殿墙和殿前阶陛栏楯等附属设施，工程量显然不是很小，表明这次整修前其损毁应当已经比较严重。

前此八十二年的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于定陶。……使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灵台”（《后汉书·章帝纪》）。这里所说“唐尧”就是帝尧，汉章帝在亲耕定陶时连带派遣使者到成阳灵台去祠祀帝尧，是因为如前所述，定陶乃尧都“尧城”所在，因临幸尧都而祭尧，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不过章帝的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灵台”而不去尧庙，显示出尧庙当时或破败更甚以至无法祠祀，所以才会到尧母庙灵台去祭尧；至少当时灵台尧母庙的情况会比尧庙好很多。

不过到了八十多年以后济阴太守孟郁前往成阳祈雨的时候，灵台尧母庙的情况也并不比尧庙更好，其颓败状况应当已经也很严重。于是，在孟郁修治尧庙五年之后的灵帝建宁五年，济阴郡守审晃和成阳县令管遵乃兴工修整尧母之庙。《成阳灵台碑》所载即此番重修灵台尧母庙之事。

《成阳灵台碑》讲述此灵台尧母庙的递变经历说：“三代改易，荒废不修；五运精还，汉受濡期。兴灭继绝，如尧为之。……遂遭亡新，礼祠绝矣。”所谓三代之事，是谁也讲不清的，也就听他说说而已。其余内容，大意谓西汉始在此祠祀尧母庆都，而后又中断于王莽之时。既已祠祀尧母，自然不会弃置帝尧于不顾，所以当时必定一并在尧陵建庙设祠。《帝尧碑》有铭文谓帝尧“功成告让，遂禅舜黄（皇）。圣汉龙兴，缵尧之绪，祠以上牺。暨于亡新，圮汉之业”，讲的就应该是尧庙所遭遇的同样经历。《汉书·地理志》在济阴郡成阳县下写有同前述《续汉书·郡国志》大体一致的内容，谓当地“有尧冢、灵台”，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另一方面，尧庙的祠祀也会与尧母庙一样，在王莽时期中止不行，庙宇也随之颓坏破败，而这就应当是章帝元和二年在灵台祠祀帝尧时所面临的窘迫局面。只是与尧庙相比，当时灵台尧母庙的状况要略微好一些而已。这种局面，直到延熹十年济阴郡太守孟郁来成阳祈雨时才相继发生改变。这就是上面所述我们从《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等汉碑中看到的情况。

进一步追溯西汉在此建庙祭尧的因缘，这应该同刘邦登基做天子具有直接关联。

在《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帝尧碑》和《成阳灵台碑》这三通碑铭中，都提到了刘氏为帝尧之后这一情况。《帝尧碑》所谓“圣汉龙兴，缵尧之绪”，把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清楚。

所谓“刘为尧后”，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最早见于《左传》的记述。在《左传》中，共有三处相关的纪事，分别见于文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和昭公二十九年。

由于《左传》广泛流布于世的时间相对较晚，晚近以来有很多学者以为这些内容有假，应当是王莽为以“禅让”的形式来攘夺汉家帝位而刻意添加进去的。这是因为刘氏既为尧后，以帝舜后人自居的王莽就可以顺乎天运接受汉帝的禅位了。

然而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无端的揣测，事实上并不能成立。让我们看看刘邦登基做皇帝的地方，就能够很容易地理解“刘为尧后”的真实性。

刘邦以一介平民窜升至天子之位，这可以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历史性事件。因而在哪里举行登基典礼，绝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儿，不是在哪里都行。可令人诧异的是，刘邦竟然在“陈下决战”（即史籍中舛误的“垓下之战”）后由东南向西北返回洛阳的路上，就在路边的“泛水之阳”举行了这个典礼。乍一看，就像被水火之事弄急了，随随便便在路边去了一趟厕所。

那么，这个“泛水之阳”是在哪里呢？——它就在定陶附近！这我们就好理解了。

显而易见，刘邦特意选择在这里即位做皇帝，就是因为定陶曾是尧都的所在。刘邦是想以此来彰显其身登帝位系血脉里的基因所定，也就是说这本是天定的事儿，红色血液里的赤色基因，注定他一生下来就该做天子。班固的老爹班彪，在两汉之际写过一篇《王命论》，论述刘氏据有汉家天下的历史必然性，谓“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汉书·叙传》），这“帝尧之苗裔”五字，就是把刘邦的神圣血统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盖刘氏既为尧后，在帝尧的旧居陟升帝位，不过是光复祖宗旧业而已。这样，更容易让天下民众接受他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和大家一样的平民皇帝。西汉朝廷在济阴郡定陶、成阳一带兴修尧庙、尧陵等项建筑，当然也是为了彰显他刘家人做皇帝乃是天命所归：赵家人做过了皇帝，就该轮到他刘家了。《帝尧碑》中“圣汉龙兴，缵尧之绪”那两句话，讲的不就是这个意思么？

看到刘邦能够这样想，这么做，我们就应该明白：帝尧立都于定陶，应该是在秦朝广泛流行于世的说法，不然他就没理由这样做；若是进一步向前推溯，由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样一种观念的普遍流行，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而秦祚短促，人们心目中这样的观念，应该可以再上溯到战国时代。

由此看来，上述《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等成阳三碑以及传世文献所记帝尧安葬于陶邑，以及西汉以来在与之临近的成阳立庙祠祀，这些事儿也是渊源有自，一定出自一个很早的古史体系。

另外在这里还附带说一下，《水经·瓠子河注》记载说：“尧陵东、城西五十余步，中山夫人祠，（祠）尧妃也。……按郭缘生《述征记》，自汉迄晋，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叙。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记于尧妃祠。”这告诉我们直至西晋永嘉年间，官府对成阳尧陵尧庙的祭祀仍然持续未断。请注意，这“自汉迄晋”的诸多“二千石及丞尉”，代表的乃是官方的认识和立场。

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官方的认识和立场问题。

如前所述，司马迁为我们留下的关于帝尧的记载，是以《尚书》和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等儒家经典作为基础和主干的，这是儒家的主流传统，也是后世学人所能了解到的对帝尧生平事迹最权威的记载。

睁开眼睛，正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遵循这一儒家传统为我们展现的脉络，在论述帝尧所谓都城这一问题时，我们尤其要重视东汉时期儒学家们的态度，看他们是怎样解读《尚书》和《史记》等文献的记载。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在成阳最早修复尧庙的官员，是《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所记述的济阴郡太守孟郁。东汉时期，随着儒学思想浸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各级官员也主要从儒生当中选用，修治尧庙、尧母庆都陵庙的这些官员也应如此。

不过由于所受经书的不同，这些儒生们也都有各自专攻的方向。真是无巧不成书，《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清楚讲述说，这位孟太守乃是专门“治《尚书》”且“博览众文”，能“窥极道之要妙，游观六艺之原据”。所谓“六艺之原据”，我理解，也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种儒家经典的理据和渊源，帝尧的生卒居葬之地自然也要包含在内。看到济阴太守孟郁这一经学背景，我们也就更有理由相信，帝尧的都城在济阴定陶，这应该是东汉时期儒学的主流认识。

如前所述，济阴太守孟郁修治尧庙，本是奉诏而行，廷尉仲定等修治尧母庆都陵寝，也是由廷尉仲定奏请朝廷之后才得以施行。这些情况都更明确地表明了东汉朝廷对尧都、尧陵和尧庙的认知，而朝廷这种态度更能体现当时儒学和社会的主流观念都把定陶、成阳一带看作是帝尧活动的核心地域，所以尧都、尧陵和尧庙才会设置在这里。若是再联系前文所述元和二年章帝亲耕于定陶并派遣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灵台”的情况，就可以更加明晰地认定这一点。因为皇帝是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主宰，他的亲力亲为，自然愈加凸显当时社会的主体观念。

上述两点，就是我从《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等三通成阳汉碑中解读出来的新认识。这样的认识，无疑大大增强了“山东定陶尧都说”的正统性、权威性和可信性，也大大凸显了尧都定陶的悠久渊源。当然，我也知道，对于那些笃信“山西平阳尧都说”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来说，是很难接受这一看法的。

对此，我需要再一次强调指出，若是脱离《尚书》以至《史记》这一体系以及汉儒对它的解释，人们在其他地域发掘到的考古遗址无论多么壮观，也同帝尧的都邑无关。换句话来讲，若是没有充足的理由排除上述这些“山东定陶尧都说”的重要依据，其他地区所谓“尧都”都是难以成立的。

至于传世文献中那些支持“山西平阳尧都说”的记述，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还要做具体的阐释。简单地说，我认为这些内容应是出自魏国的史学著述，或者说这些内容乃是出自魏国史官的构建，这是与《尚书》以至《史记》的记述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古史传说的体系。

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21年8月7日记

2021年8月19日改定

责任编辑：臧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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