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经理2009中文版(足球经理2009最强球员)

2021年即将走向句点，回首过往，我们总能发现很多熟悉的事物和词语正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变化。比如，“全球化”这个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词语，不知从何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变得不再像从前那样受欢迎，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

相较于“全球化”遭到的冷遇，“反全球化”这个概念却不断出现在近年来公共领域的讨论中。随着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以及民粹主义的抬头，反全球化的情绪和运动不断升温，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后更是被推到了高峰。今年也是“9·11”事件爆发二十周年。在疫情肆虐、国家博弈的背景下，国际间的交流不断减弱，使得今年对“9·11”的纪念，也被全球各家媒体赋予了反思全球化进程的意义。

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以色列调查记者纳达夫·埃亚尔是一位先行者。他在2018年就写了一部非虚构作品《逆流年代》，其中通过大量亲历的案例描述了不同阶层和立场的人们抵制全球化进程的情绪和复杂心理，以及“反全球化”如何成为了当今不容忽视的“逆流”。围绕这个话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逆流年代》的作者纳达夫·埃亚尔，共同探讨在当下语境中，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全球化叙事。

今年是“9·11”事件爆发二十周年。在纪念日前不到两周，美国国防部宣布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从这个被外界一贯定义的“政治泥潭”中抽身而出。这一事件，加上疫情导致全球各国的交流不断减弱的背景，使得今年对“9·11”的纪念，被许多中外媒体赋予了反思全球化进程的意义。

在以色列著名政治记者纳达夫·埃亚尔眼中，“9·11”事件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转折。“9·11”不仅在宏观层面，意味着人们对极端宗教势力的威胁有了切身的感知，更为重要的是，借助现代传媒技术，两架飞机撞向双子塔的图像将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植入了人们心中，并扩散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9·11”之后，似乎是为了重拾昔日的民族信心，美国掀起了一阵消费的热潮，超前消费与负债的增加，间接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更为重要的是，对美国梦深信不疑的中产阶级，陷入了强烈的焦虑情绪中。

纳达夫·埃亚尔（Nadav Eyal），以色列Reshet新闻的首席国际政治记者，也是以色列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的专栏作家。著有《逆流年代》。

随着不确定感同时植入人们心中的，还有一种深刻的对于全球化进程的怀疑——这也意味着那些建立于二战之后的“共识”一去不复返。这些在环境、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弥漫的“反抗、质疑全球化”的情绪，被埃亚尔命名为一股“逆流”。埃亚尔是以色列人，但出生于英国，在不同国家生活的经历让他天然具有一种超越国界的政治关怀。通过在多个国家的一线走访，埃亚尔汇集了他所谓的这股“逆流”的不同面孔，于2018年写成《逆流年代》一书，今年，该书引进中文版。

在埃亚尔看来，“9·11”事件及其后的公众反应，只是这种“共识”颠覆的诸多表现中较为典型的现象。2009年，在经济濒临崩溃的希腊，埃亚尔从“刷信用卡开保时捷、但没有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中，看到一种对欧盟许诺的全球化理想愿景的深深怀疑。而这种怀疑，在希腊仅仅露出冰山一角。此后，在西方的其他国家，英国保守派人向脱欧派投降，美国的共和党保守主义则被特朗普取代。

2010年，埃亚尔在法国巴黎对话了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从中发现一种全新的、利用人们所感知到的身份认同威胁的策略，被新一代的极端主义者们所利用。而诱发极端民族主义的，也从来不止是经济问题。

2018年，马尔代夫的阿兹告诉埃亚尔，全球变暖导致的珊瑚礁消亡可能对马尔代夫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发达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使得欠发达国家承担着不平等的污染代价。研究数据表明，从1961年-2010年，全球变暖使得最贫穷国家的人均财富减少了高达40%。

综合各个领域最新的现象，埃亚尔认为，人们曾经建立的有关全球化的共识，如今确实遭遇着强烈的挑战，但这种理想依旧是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保证。在接受德国媒体Haufe采访时，埃亚尔就表示：“许多人有关全球化的信念建立在斯蒂芬·平克有关‘进步’的概念上，或是基于奥巴马等演讲时的口号”，但这一切对于恢复当下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已经收效甚微。在很大程度上，当下是一个叙事的年代。我们需要的，并非彻底地批判全球化的进程，而是修复有关它的共识。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全新的全球化叙事。在《逆流年代》中，埃亚尔记录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2008年，在和极端右翼主义者格里芬交谈中，埃亚尔发现当下的极端主义者非常善于借用全球化的支持者们惯用的话语并加以反向利用，实现反对全球化潮流的目的。比如，全球化提倡一种多元的价值观，鼓励文化的自由。格里芬同样鼓吹“多元文化主义”，但其目的则是为了隔离不同的文化，而并非让不同的文化在一个基于一定共识的全国性框架下多元共存。“激进分子们有一个优势，就是能撕掉自由主义伪善的面纱，这种伪善证明了主流话语的心机，而这种不诚实，给了激进分子很大的力量”。这让埃亚尔反思，在重振全球化力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叙事？

《逆流年代》，作者：[以色列]纳达夫·埃亚尔，译者：吴晓珍，版本：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

过去的世界依托于“共同经验”

这些基础早已不复存在

新京报：看完整本书，我最重要的感受是，通过你列举的具体事例，我了解到了很多我非常不熟悉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想我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化困境的一个缩影——无论是环境、劳工还是移民问题，都需要我们对问题有比较切近的体会，但我们往往只能真正关注“附近”的东西。正如汉宁·里德在《无处安放的同情》中说的，我们现在对遥远的人和事物要么只是好奇，要么漠不关心。写这本书的你会怎么看待这个观点？认为我们有可能真正关心来自其他国家或远离我们的地方的人吗？

埃亚尔：有两个角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是更为哲学的角度，即有关共情和同理心，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十分不了解的地方的人们的困境？这是一种“能力”，因人而异，且非常需要训练。我认为这种共情力在本质上非常接近于“和谐”（Harmony）的观念——和中国传统中的意义很像——以及托拉在犹太传统律法中的意义。在许多文化中，善待他人是一种“金规则”，在就某个情境教育我们的孩子时，我们常常会问他们：你是否会愿意被如此对待——这是很多文化的一种习惯。通过这类文化的训练，我们可能可以更加接近于共情别人的状态。

但更现实地说，我的这本书并非关于人们是否“真正关心”他者，因为我无法判断人们的真实情绪。它确实是关于“关心”的，但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这种关心很有可能是关心自己在其中的利益。不论是出于哪种理由的关心，这种关心本身在我看来其实都是明智的。

《无处安放的同情：我们为何对远处的灾难报以同情，却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德]汉宁·里德 著，周雨霏译，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了所谓的“责任时代”。彼时，我们对全球化的信心，正如你所说，植根于人类的“共同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等。如今，“责任时代”一去不复返，是什么让我们不再有“共同经历”？如果这个时代的全球化不能再依靠“共同经验”，我们还能为它找到什么样的坚实基础？

埃亚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曾经，我们最重要和坚实的共识基础应该是记忆。人们往往不需要借助阐释，就能通过记忆采取自己认为应当采取的行动。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按下了暂停键，人们开始拒绝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科学主义。而这一切终结于“9·11”。在后“9·11”年代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共识基础，它需要超越对记忆的依赖——必须是一种“进步”的价值观。这种进步不仅指技术的进步，还是对一些人文价值观的普遍接受。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上个世纪的许多极权主义政权都曾经试图在阻挡他们的力量前用“进步”的话语来自我合理化。但这些行为，常常将他们所宣称的“进步”与启蒙的价值观区分开，留下一些似乎代表着进步的空洞外壳——比如更好的道路、更发达的工业等。我们真正可靠的共识基础还是那些值得被重申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正义。

美国纽约的“9·11纪念碑”。

新京报：你和很多极端民族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都交谈过，且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们虽然反对全球化，但却经常使用全球化支持者的术语，比如“多样性”、“普遍主义”，来证明他们自己的目标。该如何理解这种有点反讽的现象？

埃亚尔：这种策略不仅是反讽的，也是充满恶意的。他们试图通过鼓吹虚假的多样性来混淆、扭曲公共对话，并为他们自身努力争取选票。

重建全球化的过程

尊重民族主义情绪是必要前提

新京报：你提到，在进步左派的眼中，全球化压迫工人并促进了那些危害环境的行业的发展。而在主流右翼看来，当前的全球秩序可能危及国家主权、社区结构。这两种态度“创造了一个极端分子很乐意填补的真空”，他们也可以借此实现他们的某些颠覆性愿望。能不能具体谈谈这种“填补”？

埃亚尔：出于各种原因，似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全球化的现状不满意——虽然知识分子总是带着批判性的视角介入相关问题的。然而，当知识分子和政客们因为你提到的原因开始批评全球化时，通常是为了重新想象一种新的现实——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去修复现状。激进左派梦想着一种全新的普遍主义，保守派希望促进自由贸易，让资本更加畅通地流动，同时又寻求修复一种有关传统社群的价值观。但这些微妙之处——尤其是有关“修复现实”的愿望，在抵达选民的时候却消失了。在普通大众看来，这些修辞指向的是有关全球化的整个进程都已经失灵了。而这正是我所说的那些极端主义者一直以来煽动的。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主流政治不断强化一种批判全球化的话语时，其实也是在给他们最危险的敌人赋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特朗普的上台，是有人为他敞开了大门。

新京报：极端种族主义的兴起是逆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经常认为民族主义情绪是经济原因造成的。然而，最近的许多研究表明，经济并不是造成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你看来，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核心是什么？

埃亚尔：在种族的意义上，核心是一种“威胁感”，这种感觉通常是借由想象制造的。对于社群中的大多数群体，“民族主义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对权力的渴求”。政客们希望用尽一切努力获得这样的权力用以巩固自身，同时排除掉那些可能威胁自己的异己。但这些都是被建构出来的。

新京报：你提到如果我们要重振全球化的进程，需要“尊重”而不是抵制民族主义情绪。全球化与种族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复杂的张力。你如何看待种族主义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如何在尊重这种情绪的基础上重建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和共识？

埃亚尔：我们需要承认的是，民族主义情绪是非常自然的，从足球比赛到我们的各种选举，以及人们对移民进入的犹疑情绪。全球化并不能施加某种西方注入的单一价值观。但同时，对于民族主义作为治理方式本身，则需要警惕。尤其是对他人的仇恨。这是需要被拒绝的。

《逆流年代》书封图片。

全球化需要一种新叙事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新京报：正如罗伯特·福尔福德在《叙事的胜利》中所写，在这个年代，“讲故事”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关于全球化，我们同样需要更新自己的叙述。你在书里提到，我们之前的很多有关全企划的话语，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你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叙事？媒体工作者——作为“讲故事的人”——可以做些什么？

埃亚尔：首当其冲的是，媒体工作者应当通过一线的走访，向大家传递这个时代的真相。如你所言，叙事确实是当下很关键的事情。我认为所有的叙事首先都应该植根于一个“团结”的目的。就像我们看到的，美国的金融危机会影响中国，新冠疫情下任何国家都是相互牵连的。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这是任何叙事需要牢记的前提。其次是，我们需要在构建叙事时避免过多的“规范性条约”，而更多地关心人们的切实情绪。比如，让我们更多地用“得体感”、“合情合理性”来思考在某些情境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不是依据一些国际条约、制度规范。“合情合理”、“得体”，是人们通过直觉感受而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东西，它们可能更深入人心。最后是，我们需要让叙事变得更精细——即我们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改善和修复全球化的现状，以及这些改变会带来什么切实的好处——仅仅像以前那样，用口号宣称这个过程是有好处的，已经不够了。

新京报：反全球化情绪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威胁是虚假信息的流行和人们对真相的不信任。麦克唐纳将其称为“后真相时代”，哈里·法兰克福也说，当下最大的危险不是人们喜欢说谎，而是人们对事实的真假“漠不关心”。比虚假信息和谎言更可怕的是这种深深植根于当前文化中的虚无主义。你提到，包括谷歌在内的许多公司，正在开发工具来治理假新闻。你认为技术会在何种程度上改善“后真相”的状况？这里的一个悖论是，改变来自于向人们传递正确的观念，可如果人们对接受到的观念的态度变得虚无，这种改变又何以可能？

埃亚尔：这是我在书中非常关切的问题。比较老派的知识分子会倾向于将这个虚假信息盛行的年代的诞生归咎于技术。不过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此。真正的威胁并非人们都惯于撒谎，而是人们其实都被欺骗了很多年。一项近期美国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声称他们被其他人欺骗过，这比1980年代末增加了50%。其实从文化上，后真相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如果我们假设，问题的核心在技术上，这些技术其实就无法正常工作，正如你所说，人们会抗拒这些技术，不信任它们，继续拥抱假新闻。

2020年7月15日在瑞士日内瓦拍摄的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外景。（新华社发，李叶摄）

新京报：最后，你提到了很多重建全球化的想法。比如，西方国家应该对移民更加宽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应该做出改变，增加常任理事国以外国家的发言权。这些想法听起来都很理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往往超出了一个国家的处理能力。这也是人们抱怨全球化的原因之一——单一国家无法解决很多问题。强化一种超国家的组织能力目前面临哪些困难？

埃亚尔：就我的采访经历来看，当下最大的困难是各国不愿意将权力让渡给国际组织和机构。这样做实际上是让国家之间在相互分离的情况下自行发展，同时也让全球化缺乏掌舵者。我一直在呼吁国际机构的完善，我们怎么能想象一个没有非洲代表的联合国安理会？全球化进程的削弱，反过来也有可能对各个国家自身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采写 | 刘亚光

编辑 | 李永博

本文TAG：足球经理2009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