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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胡服骑射雕塑。 河北日报记者史晟全摄

铜雀三台遗址公园。 赵华彦摄

河北祖冲之中学校门。 陈军摄

【阅读提示】

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燕赵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河北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不仅产生过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而且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巨匠。

这里，涌现了赵武灵王、荆轲、荀子、董仲舒等千古传颂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将锐意改革、重信尚义、忧国忧民的正气和责任感深深地烙刻在燕赵大地上，也塑造和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

这里，书写过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邺下风流”，也记录过盛唐边塞诗的慷慨雄浑，还孕育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元曲作家，并见证着他们走向元曲创作巅峰。

这里，同样盛产科学家，郦道元、祖冲之、郭守敬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科学巨匠，不仅在当时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至今仍闪耀在我国科技发展史的灿烂星空。

他们，最早塑造出

这片土地的精神气质

彪炳史册的改革者

2021年7月25日，邯郸市博物馆。

三匹青铜马，一匹仰头行走，一匹低头伫立，还有一匹正在低头觅食——它们是这里的“镇馆之宝”。

20厘米高的它们乍一看不算抢眼，但却被视为战国邯郸最具代表性的展品。

仔细观察，它们尾巴打结、肌腱隆突、马颈有力，与一般青铜马的“画风”大不相同。事实上，它们来自2000多年前的战国，都是驰骋疆场的“成年战马”。

三匹“成年战马”，使邯郸这个传统农耕城市“胡服骑射”的历史，跃然眼前。

在中国历史上，“胡服骑射”被视为“改革”的某种源头和代名词。而这辉煌篇章的创造者，便是威名赫赫的赵武灵王赵雍。

历经2000多年风云涤荡，这位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至今令人折服。

公元前309年的一天，赵国朝堂。

赵雍当天的装扮令众大臣一脸错愕，只见他一改国君高冠大袖、飘逸潇洒的装扮，身着短衣窄袖，腰系装饰着金钩的皮带，还脚蹬皮靴，一身胡人打扮。

震惊接踵而至。当天，赵雍正式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这，便是被载入史册的“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成为胡服骑射的推动者，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站在一张中国地图前，邯郸市博物馆原馆长郝良真的手指自今辽宁绥中县海滨，一路向西南划过，然后过北京和太原之北，一直到今山西河津龙门山一带。

这便是著名的龙门—石碣线。

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划定了这样一条西周时期的农牧业区分界线。

“此线以南的三个经济区为农耕区域，以北的地区为畜牧业区域。赵国在地理上恰恰处于中原文化圈和北方文化圈的接合部。”郝良真解释道，这样的地理位置，对赵国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意识形态、文化面貌以及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使赵文化成为一种典型的多元文化，也推动赵国走上了经济发展、军事强盛的道路。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疑便是多元文化融合之举。

战国中期赵武灵王即位时，正是各国间兼并战争频发的时期。

在与游牧民族长期交战中，赵武灵王看到车战的笨重和骑兵的便捷，意识到必须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他决定改变作战方式，最终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

然而，“胡服骑射”举措一经提出，便在赵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对。

因为这并非仅仅换套服装那么简单。

胡服骑射的一系列改革，既挑战了赵国高层旧臣的尊严，更损害了其利益。伴随“骑射”推行的军功爵制，全依军功大小确定身份高低，意味着将彻底废除旧士卿的世禄制。

但赵武灵王仍力排众议，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赵国全面推行“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的底气，不仅是对自身政治判断的自信，更源自对赵国改革传统的深谙。

在今天的河北博物院慷慨悲歌赵国故事展厅，毗邻入口的第一个展柜，展示着两口直径30厘米左右的铜鼎。

事实上，赵国的改革历程，正是从“鼎”开始的。

公元前513年冬，春秋晋国大夫赵鞅和荀寅率领晋国军队在今天的河南中北部汝水之滨修建城防工事，他们向晋国民众征收“一鼓铁”铸造铁鼎。

但与一般的鼎不同的是，这口鼎被铸上了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

赵鞅，便是后来的赵简子。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赵简子“铸刑鼎”。

在现代社会，我们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以加强专制统治。赵简子把刑法条文公布于国之重器上，在开启民智，以至打破旧的政治格局、推动社会改革进步方面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赵简子、赵襄子父子被誉为赵国的实际开创者和改革的先导。简子执政后，不仅铸刑鼎，还在经济上调整剥削量，减轻百姓负担。同时在军事上，实行了奖励军功、释放奴隶等措施。这在当时都是了不得的改革。”郝良真介绍。

孙武在《吴问》篇中就曾说道，在列国中，以赵国的亩制为最大，且公家又不加税收，使民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既“富民”又“固国”。由此，孙武推测将来晋国的天下要归赵。

而这些改革，比我们熟知的商鞅变法，早了150多年。

“赵国号称‘四战之地’，处在周围诸侯势力和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在丛林法则支配的时代，赵国在长期的发展和进步中，逐步培育和形成了崇尚开拓、尚贤与合和的赵文化。”郝良真指出。

也正是这种文化锐气，驱使着赵国历任君主一直在图谋开拓，保证了赵国在战国中后期的东方强国地位。

赵国的疆域图便是最直观的证明。

在一张赵国疆域图前，郝良真的食指首先落在了今天的晋东南一带，这便是赵氏早期的势力范围。

“赵简子可以看作是赵国的总设计师，他为赵国制定的‘东击北进’策略，是赵国发展的蓝图和脚本。”郝良真介绍，赵简子时期，他率军伐卫，攻占邯郸，实现了向东发展的目的。为了避免同东南魏、韩势力的冲突，又进一步采取了北进战略。

这一战略，被赵国历代君主接力实现。

为保证“东击北进”战略的继续推进，在选立继后问题上，赵简子看中了赵襄子深谋远虑，怀有兼并代国的志向，于是便打破嫡传血缘的传统观念，立“翟婢”所生的赵襄子为太子。赵襄子果然在简子死后不久，便兴兵平代地，实现了攘代北进的战略意图。

后来的赵烈侯，也是注重人才的明君，破格重用了荀欣、徐越、牛畜等一大批人才。

赵敬侯时，赵迁都邯郸，占据富庶地区，兴兵伐魏击齐，攻击北部的中山国，从根本上巩固了以邯郸为中心的战略地区。

待到赵武灵王执掌赵国，“东击北进”得以全面实现。正如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胡服骑射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壮大了国力，使赵国相继攻灭了中山，打败了林胡、楼烦，在战国中后期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就这样，赵武灵王作为中国最早的改革者之一，彪炳史册。

而他的惊世之举也令开拓进取、兼容并蓄最终定格为赵文化最鲜明的内涵。

慷慨悲歌的诠释者

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

寒风萧萧，天低云暗。

一位壮士即将踏上险途。

他，就是燕地慷慨悲歌的代表人物——荆轲。

易水河畔，荆轲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唱，把燕地慷慨悲歌的精神推到了极致。

荆轲，战国末期卫国人。卫国在诸侯兼并战争中被灭国后，他才游历到燕国。

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燕国人，千百年来，却为何被视为燕赵风骨最具标志性的人物？

“荆轲虽不是燕国人，但2000多年来，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侠肝义胆，一直为历史深深铭记。这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燕文化好气任侠、慷慨悲歌的精神取向。”我国第一部燕文化研究专著《燕文化》的作者、中共保定市委党校教授杨玉生表示。

燕国疆域辽阔，鼎盛时期国土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占据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

虽然面积很大，但这里山高气寒，水冽土薄，山石块垒，危峰雄峙。

基于这样的自然禀赋，和建立在社会经济繁荣基础之上的赵文化不同，燕文化更像是一种苦寒和局促压抑激化的结果。

“燕国在西周前，已有千余年商代子姓燕国的辉煌历史。但姬姓燕国建立后，全国的政治中心由中原迁到了关中的丰镐，使燕国由畿辅之要沦为边僻之地，加之恶劣的自然环境，燕国一直一蹶不振。”杨玉生介绍。

史料记载，燕国君主的世系，自召公奭至燕惠侯中间九世，无名无谥；自燕惠侯以下，有谥无名。连国君的世系都没有完整的记载，可见其史事的渺茫和混乱。

此外，当时的燕地战争频仍。

在今天河北博物院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展厅中，两个约5米宽、2米高的大展柜尤为醒目。一个展柜中，30多把木柄铜戈散发着坚硬冷峻的气息，直指天空。另一个展柜里，上百支利箭，以射出的姿态占据了大半个展柜，旁边则是20多把锋利的长矛。

2000多年前，燕人就是用这些武器与敌人进行了无数次殊死血战。

正如布展所要传达的主旨，燕地是农耕方式与北方草原游牧方式斗争最为激烈的前沿地区，而战争是斗争的重要方式。

“燕国是两种文明长期拉锯的前沿地区。一方面，它促进了民族融合，燕地人口中各民族血缘融合的程度在当时各国中是最高的。另一方面，金戈铁马，狼烟报警，战争对燕地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杨玉生表示，正是战争的环境促成了燕地民众寒峻刚强、苍劲剽悍的气质，形成了燕地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等独特的精神风貌。

生不求财，死不惜命。好气任侠往往与慷慨悲歌相联系，宁可弃利甚至杀身也决不丧志辱身。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将燕国民风概括为“民雕捍少虑”。

“正因为太子丹的诚信与荆轲的志向契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局促产生出的激变，表现了燕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所以荆轲被视为推动燕地慷慨悲歌文化风格形成的代表性人物。”杨玉生分析。

在荆轲刺秦的故事中，豪壮的不止他们。

田光是燕国隐士，荆轲便是由他举荐给太子丹。因太子丹嘱咐他不要泄密，田光不惜刎颈自杀，以消除太子丹的顾虑。

燕国灭亡后，荆轲的好友、燕国人高渐离也因刺秦行动的失败而失去生命……

就这样，他们用侠义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武塑造了燕地“慷慨悲歌”的文化性格。

秦汉之际，燕、赵之风相互融合，燕地的“慷慨悲歌”由燕地铺陈为整个燕赵大地的底色。秦灭六国时，燕赵两国的反抗最为激烈，局面也最为悲壮。苏秦合纵、长平之战，都为“慷慨悲歌”做出注脚。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其言赵和中山民风时便提到“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说燕时，又言“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

而在后世，“慷慨悲歌”便被视为燕赵这一整体文化概念最鲜明的性格标签。被后世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一篇名为《送董邵南序》的文章中开篇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也正因此，贯穿2000多年的历史，荆轲一直作为英雄，被燕赵大地铭记。

2021年7月，易县荆轲山一片苍翠。

山顶上，一座20多米高的古塔形如利剑，直指苍天。

这，就是荆轲塔。

荆轲塔下，还保存着燕太子丹当年为荆轲所建衣冠冢。辽乾统三年在荆轲衣冠冢上建圣塔并寺院，之后历朝历代皆有重建修葺。

2000多年过去，燕国与赵国的往事已随时光远去，但锐意改革、重信尚义、忧国忧民的正气和责任感已经深深刻入燕赵厚土的基因，并最终沉淀成整个中华民族所推崇的价值取向。

儒学复兴的推动者

公元前约286年，一个年过半百的邯郸人来到齐国临淄，进入著名的稷下学宫。

此时，正值稷下学宫鼎盛时期，“诸子百家”各学派的学子们在此争鸣，可谓群英荟萃。这位邯郸大儒却因学问高，“最为老师”，三次被推举为祭酒，成为公认的学术领袖。

他，便是继孔、孟之后，先秦时期儒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荀子。

今天提到荀子，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性恶论和荀子劝学。但事实上，先秦时期集诸子百家之大成的一代宗师，才是对他更为准确全面的评价。

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儒家“礼”的传统，并以“礼”为基础，引法入礼，提出“隆礼重法”的思想。他的“礼”强调道德的内在约束，而“法”即法律、制度的外在约束。

“荀子对‘法’的重视，与赵文化的滋养密不可分。”邯郸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张润泽介绍，先秦时期的三晋之地，向来被学术界称为法家思想的策源地和输出港。三家分晋建立的赵国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培养出慎到这一“巨子”级的法家代表人物。这不仅深深影响了荀子，铸就了他根深蒂固的法治观念，也成为荀子援法入儒、引法入礼的文化潜因。

也正是基于荀子对“法”的重视，他的两个入室弟子韩非和李斯，分别成为先秦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和秦国法治的实践者。

除了融汇法家思想，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中还曾说，荀子“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

“战国到西汉前期，‘儒分为八’，孔子学说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荀子不仅继承和创新了孔子仁政思想，而且批判性地总结了先秦诸子思想，使儒学与时俱进，成为更符合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荀子学说。”张润泽表示。

众所周知，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最初在齐鲁大地孕育。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儒学发展在后世曾经历几次大的危机与复兴。而河北恰恰在儒学复兴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荀子只是其中之一。

汉武帝即位之初，下诏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一时间，众贤良齐聚长安，应诏对策。

对策，是指皇帝下诏提出问题，被问之人以作文章的形式回答。

汉武帝先后下了三次提问的诏书，每篇诏书都提出了一大串问题。不言而喻，他急于通过策问，找到一个可靠的未来的治国方针。

一位来自广川（今衡水景县广川）博士的对策，令汉武帝这位“阅卷人”眼前一亮。

这位博士，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对诏书的回答，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很多思想被汉武帝所采纳，帮助汉武帝完成了治国思想的确立。

今天我们提到董仲舒，首先会想到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的“大一统”思想以及“三纲五常”中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精髓，无论对加强西汉中央集权还是对当下的社会治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成为儒学发展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大事件。

“秦朝先有焚书之举，后又坑儒之祸，再有‘挟书令’苛政。三者齐下，儒学遭遇灭顶之祸。汉初信奉黄老之学，隐于民间的儒学星火毫无地位。”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常务理事董书尧介绍，董仲舒使儒家由民间学说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走向。

因此，董仲舒被誉为中国儒学复兴第一人。

“儒学从曲阜出发，在燕赵大地复兴。这样说，一点不为过。”在衡水学院董子学院教授曹迎春看来，燕赵之所以能在儒学复兴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绝非偶然。

“儒学复兴，一定是创新性转化发展的结果。”曹迎春解释，燕赵之地纵跨中原华夏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两个文化圈，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交融与互摄，奠定了极具开放进取意识和兼容并包精神的文化性格，为儒学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如果说，荀子和董仲舒是用融合创新复兴了儒学，另一对河北大儒毛亨、毛苌，则用薪火传承，使得一部经典的儒学典籍流传至今。

这，便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文化典籍之一。孔子曾用“不学诗，无以言”强调《诗经》的重要性。

2021年9月16日，河间，细雨蒙蒙。

在河间府署一座名叫“诗经斋”的小院里，原河间市文化局局长、诗经文化学者田国福展示着他的藏品——1000多个版本、8000多册、占据了满满几面墙的《诗经》典籍。它们被吉尼斯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世界之最。

“如果当年没有毛亨、毛苌叔侄隐居河间，恐怕我们现在就读不到《诗经》了。”田国福说道。

田国福说，孔子删定《诗经》后，汉儒对《诗经》的阐释与传承，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家。但最终只有毛诗流传了下来，成为《诗经》的唯一传本，并成为后世解诗的依据。这其中，毛亨、毛苌对毛诗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毛亨，祖籍邯郸鸡泽，学于荀子，可以说是儒学正宗。可惜《诗经》传至他时却遇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于是，毛亨携带家眷一路仓惶地从鲁地逃到河间隐居，直到汉惠帝撤销了“挟书令”，他才再次整理《诗经》，并写就了我国最早的诗学理论著作《毛诗故训传》。

后来，毛亨将《诗经》传给侄子毛苌。对《诗经》颇有研究的毛苌，得到了河间献王刘德的尊重，他不仅封毛苌为博士，还修建日华宫、君子馆，供毛苌讲经授学，传习弟子。

就这样，在儒学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毛亨、毛苌叔侄的接续传承，不仅使《诗经》得以保存，还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河间一时成为全国儒学文化复兴基地和传播、研究中心，毛诗得以广泛流传。

不止于此，他们也令《诗经》找到了深厚的传播土壤。

毛亨、毛苌设馆教习时，常常采用吟唱的方式来传授《诗经》，音韵抑扬顿挫、疾徐合节，《诗经》不再仅仅是文人士子才能接触的阳春白雪，也像“流行歌曲”一样传唱于河间广袤的田野和村庄，成为“河间歌诗”的源头。

直到现在，河间依然有人可以通过歌诗的形式把《诗经》唱出来，曲调悠扬，诗声朗朗，尽现当年毛诗风流余韵。

他们，挥写出

这片土地的风流文采

开启文学自觉的“邺下风流”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一位乱世枭雄立于碣石山巅。

眼前，大海茫苍，山岛耸立，丰茂的草木在萧瑟秋风中摇曳。

大概只有这般雄壮开阔的意境，才能激荡起他此刻内心的共鸣。

此次，他率大军从邺城出发，长驱北上，远征乌桓，将袁绍残余扫荡殆尽，一统北方。

他，就是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曹操。

在这里，他写下千古名篇《观沧海》。

曹操素以政治家、军事家著称，但在文学上同样颇有建树。他虽不是河北人，但在河北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文学遗迹，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东汉末年，群雄并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促使文人一改两汉润色宏业、铺张夸饰的赋体文风，转而关注乱离的社会现实，表达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建功立业的理想。慷慨悲凉的情调，刚健爽朗的文风，都使其以迥异于前代的姿态彪炳文学史册。

由于其时正值汉献帝建安年间，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

曹操，就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

“建安文学，是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一个高潮，以其多方面的卓越成就，被视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蕾介绍。

燕赵大地，就在此时成为这个时代文学舞台的中心。

今天，从邯郸市区出发，沿京港澳高速向南，大约半个小时车程就能看到邺城出口。下高速，东行不远就是铜雀三台遗址公园。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攻入邺城，并以此为大本营，经略天下。在此，他修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广揽天下文士、贤才。于是，原本流落各地的文人，如“建安七子”中的陈琳、王粲、徐幹、应玚、刘桢、阮瑀等，纷纷来到邺城，聚集在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集团——邺下文人集团。

邺下文人开展的同题共作、公宴诗会、赏读批评等文学活动，对后世各种类型的文学集团都具有示范意义。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五月，一群文人策马从邺城出发。

他们“驰骛北场，旅食南馆”。吃着漂浮在清泉上的甜瓜，在冰凉的水中沉下朱红的李子。“每至觞酌流行”，他们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好不尽兴……

建安二十年、二十三年，曹丕曾两次写信给吴质，怀着十分留恋的口吻追忆这次聚会——南皮之游。

从曹丕的书信中，我们既能读出文人游览之乐，也不禁感慨于当时燕赵大地的安定平和。

不可否认，曹操对邺城的努力经营使当地以及整个中国北方出现了稳定、太平的气象，这为邺下文人集团的创作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以慷慨悲壮为基调的建安风骨的形成，同样离不开燕赵慷慨悲歌文化品格的“江山之助”。

在邺下文人集团中，曹操因政务军务繁忙，扮演着类似精神领袖的角色，虽然无暇实际参与邺下文士频繁的文学活动，但他的作品几乎有半数创作或完成于邺下时期。

曹操诸子中最具才华的曹植，从12岁至28岁，除了随父出征，大部分时间都留守于邺。邺下时期正是曹植文学起步并且逐步攀上“建安之杰”艺术高峰的重要时期，著名的《白马篇》便写就于此时。

相比父亲和弟弟，曹丕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贡献同样是开创性的。他是邺下文人集团实际活动的主持者，正因他的策划与组织，使得这一群体真正具有了文学集团性质。他创作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七言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邺下文坛，群星璀璨。“建安七子”与曹氏父子的创作相呼应，共同掀起了文人创作高潮。

他们一方面书写现实，歌唱理想，“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另一方面也“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开拓题材，探索技巧，呈现出浓郁的文人化色彩。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张蕾介绍，《典论·论文》“诗赋欲丽”，颠覆了汉代“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观；文章“不朽”之说，极大地提升了文学的地位。而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文学观念的进步、题材的拓展、文体的变革、审美的探寻，都成为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的重要标志。

邺城，堪称文学自觉当之无愧的策源地。

盛唐边塞诗里的

河北身影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东北边塞，烽烟突起，唐朝大军前去征讨。

军威豪壮，战士们士气高昂，他们在战场奋勇杀敌，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而将军却“美人帐下犹歌舞”……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出塞征战回来的将士，向一位诗人讲起了作战失利的一幕。

诗人越听越激动，心中积郁难平。他多么希望李广再世，能爱惜征战沙场的战士，能拯救大唐的国运，“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首诗，便是盛唐边塞诗的名篇《燕歌行》。

这位诗人，便是唐代边塞诗领军人物——高适。

高适，与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合称唐朝“四大边塞诗人”，他的家乡位于衡水景县。今天，景县县城一条贯通南北的主干道，就叫高适路。

提到唐朝边塞诗，很多人脑海中闪现的，都是西北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几乎很少将河北与边塞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隋唐时期，河北恰恰处于唐朝的北部边域。

“唐朝边塞战事主要集中在西北、北方、东北三个方向。河北当时与奚、契丹边塞战事紧张。”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任文京介绍，盛唐“尚武”精神浓厚，文人也以积极进取的心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边塞情怀，同时很多文人也希望进入边地幕府，建功立业。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河北走出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边塞诗人，除了高适，还有李峤、李端、李颀等边塞诗人代表。

同时，这块土地也吸引着很多文人的到来，他们在燕赵大地上留下著名的边塞诗篇。而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底色，令这些诗作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公元696年，一位四川诗人，登上了位于河北北部的黄金台。

他，就是初唐诗文革新代表人物陈子昂。

黄金台，亦称招贤台。战国时期，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

此刻，陈子昂多么渴望遇见这样的贤君。当时他在边将武攸宜幕府任参谋，朝廷令武率军征讨契丹，无奈兵败，陈子昂屡屡进言退敌之计，不仅不被采纳，反而被降职。

山河依旧，贤君不再。想到这些，诗人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登幽州台歌》。

不只这首著名抒怀诗，陈子昂在河北留下许多边塞诗篇。“愤胡孽之侵边，从王师之出塞”，“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字里行间，自有一番别样的边塞风情。

河北，不仅为边塞诗提供了土壤，同样也赋予了边塞诗一种特殊的气质。

开元二十年，高适一路北上，来到了河北北部边塞。

这是他第一次置身边塞，满怀希望能够入边地幕府，得到信安王的赏识，一展才华。但遗憾的是，此次干谒并没有成功。

不过，在他此行的诗作《塞上》《塞下》《蓟门五首》中，我们却丝毫没有看到沉湎于小我的悲伤，相反，这场边塞考察令他更加忧心边塞的战事不息。

他揭露士卒戍边辛苦，却受到非人待遇的现状，“戍卒咽糟糠，降胡饱衣食”。他申明自己的军事主张，表明与敌周旋久战绝非长策，并指出“和亲非远图”……

盛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曰：“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

“高适诗风雄浑悲壮，他常常在诗中揭露现实，表明自己的军事主张。他以及他的诗淋漓尽致地体现着慷慨激昂、舍身为国的燕赵文化精神。”任文京表示，这种慷慨之气，不仅成为高适边塞诗的鲜明特色，也最终确立了他在唐朝边塞诗中的领军地位。

而在河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王长华教授看来，这种慷慨之气，并不为高适所独有。

“不仅是边塞诗，纵观唐代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重要流派，乃至每一种文学思潮，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河北籍作家的身影。”王长华介绍说，唐代河北地区先后涌现出卢照邻、李峤、高适、李颀、李端、卢纶、韩愈、贾岛等一大批名垂青史的著名诗人。从“初唐四杰”“文章四友”“珠英学士”到“大历十才子”“韩孟诗派”“咸通十哲”，这些不同时期的文士团体和诗歌流派，也无一不有河北籍文士的积极参与。

“河北籍文士身上一脉相承、持续秉持的刚健气质，作为北方地区特有而宝贵的文学品质，一直为唐诗风骨的形成和发展，不断注入活力和激情，也不断矫正和引领着唐代文坛的主流走向。”

书院里的元曲作家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先后收到两位元曲作家王思廉（仲常）和李文蔚的来信。

信中，两位曾经的同窗好友向白朴追忆美好过往。

看罢来信，白朴感慨万千，写下一首词《夺锦标》相赠，其中下半阕写道：“梦里封龙旧隐，经卷琴囊，酒尊诗笔……”

他在词中所提到的“封龙”，指的便是今天位于石家庄市西南，元氏、鹿泉交界地带的封龙书院。青年时代，这三位著名的元曲作家都曾求学于此。

今天，从石家庄市区出发约15公里，远远就能看到封龙山。封龙山南麓，龙首峰下，屹立着一座红墙黛瓦的千年书院。

这，就是令白朴年届半百仍魂牵梦萦的封龙书院。

封龙书院是河北地区见诸记载最早的书院。汉代李躬、唐代郭震都曾于此讲学，五代时真定名士李昉创为书院。不过，封龙书院的全盛时期，却是在元朝，一度成为当时河北的文化教育中心。

从这里走出的白朴、李文蔚、侯正卿、史樟、侯克中、尚仲贤、戴善夫等，后来都成为真定元曲作家的中坚。他们所创作的大量杂剧与散曲作品，奠定了真定在元初杂剧繁荣时期的重要地位。

元曲，元代盛行的一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但在人们的印象中，这种通俗的大众娱乐方式似乎与严肃的书院格格不入。

究竟是何种机缘，使书院成为一个元曲作家的培养基地呢？

2021年10月4日，正定元曲博物馆。

在这里陈列着历史上第一部为曲家立传的著作《录鬼簿》。

书中，作者记录了多位著名的杂剧及散曲作家，其中，就包括一对真定父子。

儿子，名叫史樟，曾就读于封龙书院。

父亲，名叫史天泽，时任真定路都元帅使。

史樟，书院学子与元曲作家的“混搭”轨迹；史天泽，政界大员与元曲爱好者的“跨界”，冥冥中印证了封龙书院培养元曲作家，与真定一带上层人物的提倡和参与之间的某种关联。

“史天泽是元朝最早的汉人丞相，是最初投靠蒙古贵族的北方四大家族之一史家的领袖人物。他不仅在政治上，使真定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他酷爱元曲，也是元曲在真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正定元曲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元初统治者提倡汉化，主张兴学养士。时已为真定等路五万户的史天泽，“年四十，始折节读书”，还将许多金朝旧臣和流离失所的名士招在身边，真定府治下的封龙书院，自然也是史天泽重点笼络的对象。

在外部刺激之外，封龙书院的师资和当时北方整体的学术环境也为元曲作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在700多年前的一个七夕之夜，白朴慨叹和赞许牛郎织女爱情的真挚深沉，曾提笔写下一首《摸鱼儿》，开篇第一句，“问双星，有情几许？消磨不尽今古。”

不过，这句词其实是一句仿写。

而他仿写的对象，便是他的恩师元好问16岁时写下的那句传诵千古的咏情名言：“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幼年时代的白朴，经历国破家亡、母亲惨死、父亲投敌之重创，一度被元好问收养。元好问之于白朴，无论成长、学问，还是创作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是白朴，元好问以及李冶、张德辉这三位被誉为“封龙三老”的学术大家，对封龙书院的整体学术氛围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被尊为“北方文雄”，曾在金朝进士及第。和元好问一样，李冶、张德辉也是金朝词赋进士、举人出身，“率以诗赋文章相标榜”。以研究高次方程而被后世誉为“攀上13世纪世界数学高峰”的李冶，同样长于诗文，常与元好问唱和，世称“元李”。

“金元之际的北方学术，正处于旧儒学尚有较强势力，新儒学逐渐抬头的新旧交替时期。尽管宋代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但随着南宋政权的南迁以及蒙古对北方的统治，北方的学术品格尚未改变。”

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河北工程大学葛仁考博士表示，元初科举制度一度被废，生徒在书院中的学业不能为科举考试作准备，而哲学意味浓厚的程朱理学又尚未占领北方，长于诗词歌赋的文人们没有了正常的社会上升途径，于是他们便将自己的词章优势和社会下层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文人路线，并最终成为真定作家群的中坚力量。

“真定作家群具有规模大、文化素养高、作品体量多的特点，大概与这些作家的学院出身不无关系。”

他们，登上

中国古代科技高峰

享誉世界的地理科学大师

注释，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解释字句的文字”。简言之，注释是方便我们更好理解原著的一种辅助性工作。因此，书籍的编排一般正文用大字，注释用小字。

但在1000多年前的北魏时期，有人却“喧宾夺主”，把这项辅助性工作做成了一本书，甚至成就比原著还高。

这本书，就是我国古代最权威的一部全方位记载全国水道分布和水文变化的地理巨著——《水经注》。

而这位“史上最牛”的作注人，就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郦道元。

他的家乡，就位于今天的保定涿州。

至今，当地还有以郦道元命名的西道元村和东道元村，足见这位古人对当地文化影响之深。

不同于初中课本上学习《水经注》名篇《三峡》时，郦道元给我们留下的文人印象，他其实长期在北魏政权中任职，是带兵打仗的军政要员，曾历任颍川郡太守、冀州镇东府长史、鲁阳郡太守、东荆州刺史等职。既有安定边地、兴学重教的政绩，也有秉公执法、惩治豪强的壮举。

代行冀州刺史职务期间，他从严治政，州县官吏敬畏他，犯有奸盗罪行的人也多逃于他境；在鲁阳郡太守任上，他打破边远地区不设学校的陈规，兴办塾学，整肃民风，被皇帝赞为“良守文翁之化”。

不过，相比政绩，郦道元更为人所知的还是他的《水经注》。

《水经注》，顾名思义，就是为《水经》所作的注释。

《水经》是一部专门记载我国江河水道的古书。最后成书于魏晋时期，全书约1．5万字，记述了全国137条主要河流。

但郦道元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虽是作注，但实际上却是以《水经》为底本，采用作注的形式写成了一部别开生面的综合性地理巨著。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详细描述了全国1252条河流的源流始末，涉及大小水体（湖、淀、陂、泽、泉等）近2600个，分别是《水经》记载的9倍和20倍。全书字数达30万字。

《水经注》并不仅仅胜在体量上，这部地理巨著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以全国的水道为纲，对我国辽阔疆域内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历史古迹、地形矿藏、农田水利、城镇兴废等都做了准确生动的描述，此外，民俗谣谚、神话传说等也囊括其中，为后来的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水利学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保存了丰富的研究内容。

同时，郦道元也凭借《水经注》中绚烂的文笔，清丽的语言，被尊为山水游记文学巨擘。

郦道元所处的时代，是南北朝政权对峙时期，国家正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之下，但他并没有将眼光局限于北魏政权的领土范围。

他以全国的自然河流水系来做纲，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为基础，还涉及域外，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部分地区。从时间上看，他的记载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时期，时间跨度2000多年，充分体现了对祖国统一的期待和决心。

“河北，在古代一直处于华夏文明和少数民族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前沿。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倡导大一统的华夏文化是燕赵大地的主体文化。虽然历经朝代更迭战乱，但大一统文化却深深烙刻在燕赵大地。”涿州历史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刘桂郁表示，郦道元立于半壁江山却心怀统一强盛的神州大国，便是这种文化基因的表现。

日本学者森鹿三认为郦道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郦道元是“世界地理学先导”。

但遗憾的是，公元527年，这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却惨死于陕西阴盘驿（今陕西临潼东南）。

当时雍州刺史肖宝夤谋叛，郦道元因为素来为官清正，曾招致北朝王公贵戚忌恨，于是他们便借机怂恿朝廷派遣郦道元前去平叛，以此借刀杀人。

“郦道元为官一生，只因刚直不阿，却最终惨死于政敌的陷害，成为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他到死瞋目斥贼，始终正义凛然，亦不愧是燕赵慷慨悲歌的优秀代表。”刘桂郁表示。

以“祖率”闻名世界的科学家

2021年9月6日，涞水，涞阳路233号。

这里，有一座很“圆”的学校。

校门是半圆形的，很多窗户是圆形的，就连教学楼的拐角也被特意设计为圆弧形……“圆”作为一个视觉识别元素，布局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角落。

这所学校，原来叫“河北涞水县第一中学”，但自1992年，它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河北祖冲之中学”。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纪念一位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以圆周率π闻名世界的祖冲之。

祖冲之，祖籍涞水。西晋末年，祖家由于战乱，迁到江南居住。不过今天在涞水县下车亭村，还生活着很多祖氏后人。

“知道这组数字表示什么意思吗？”

在校门前，75岁的祖氏后人祖景新站住了脚步，将手指高高举起。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只见校门的立柱上标注着这样两组数值——“22／7”和“355／113”。

“这便是曾经领先了世界1000多年的‘祖率’。”祖景新自顾自地解答。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用到很多的圆柱形容器，得益于精确的圆周率，我们很容易便能计算出容积。但在古代，这件事却并不容易。

在汉以前，中国一般用3作为圆周率数值，即“周三径一”。但这在计算圆的周长和面积时，误差很大。为此，历代数学家都曾尝试各种方法计算圆周率，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直到南朝宋末年，祖冲之重新推算，得出如果圆的直径为1，那么圆周的正确数值就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推算圆周率时，为方便计算，祖冲之求出用分数表示的两个圆周率数值，一个是355／113，称为密率；一个是22／7，称为约率。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表示圆周率的最佳渐进分数，这个密率数值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提出，因此有人主张叫它“祖率”。

祖景新拿出一张白纸，画了两个圆，随后又在第一个圆里画上了一个内接正六边形，在第二个圆里画上了一个内接正十边形。

“如果用正多边形来模拟圆，就可以近似地用正多边形的周长来代替圆的周长。边数越多，数值越精确。这就是刘徽的‘割圆术’。”祖景新说，祖冲之究竟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现在已经没有准确记载了。目前公认的看法是他应用了“割圆术”。

这是一个大到难以想象的计算量，现在甚至经常会用计算π来验证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与计算过程的稳定性。“想象不出，这个电脑算起来都‘吃力’的数值，祖冲之究竟是怎么一笔一笔算出来。”祖景新说道。

不过，圆周率这一巨大的光环，让很多人忽视了祖冲之的博学多才。

1967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祖冲之环形山”，此前，紫金山天文台还将国际永久编号1888的小行星命名为“祖冲之星”。

这不仅是为了纪念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成就，也是为了纪念他在历法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历法的出现对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漫漫数千年岁月里，古代中国历法经历了数次重要的变革，祖冲之的《大明历》被公认为中国较大的一次历法改革。

“《大明历》之所以在我国历法改革中占有如此高的地位，主要在于它的精度。”祖景新介绍，《大明历》打破了传统的“19年7闰”，提出了“391年144闰”的新闰周；首次将岁差引入历法；所计算的回归年长度、交点月日数以及五星运行周期与现代的理论数值非常接近。

不仅在数学和天文历法方面，祖冲之在机械制造方面，也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他发明的水碓磨、指南车、千里船和欹器等，多数是适用于黎民百姓生产生活的，有的甚至沿用至今。此外，他在音律及哲学研究方面也多有著述，成就卓然。

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星

1247年，邢台西部的紫金山书院。

一位16岁的少年跟随祖父，跋涉百里来到了这里。

这所书院在当时是一个“清华大学”似的存在，在众多的文人书院中独树一帜。

对这所书院，少年仰慕已久。

他来自距书院百里之遥的邢台郭村，由于自幼随精于算术、水利的祖父长大，这位少年也痴迷“实学”，十五六岁便根据书中一幅画，用竹篾扎制出一架小型浑仪观测天象。

他，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

紫金山书院由元朝开国军师刘秉忠创建，刘秉忠精通天文、律历等“实学”。师从刘秉忠后，郭守敬不仅在天文、数学等方面日益精进，还结识了张文谦、张易、王恂等师友。他们先后入朝为官，成为元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

“元初，随着蒙古势力进入中原，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被打破，强调‘实用主义’的蒙元特色用人制度形成，出现了壮观的人才格局。”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葛仁考介绍，占尽天时地利的紫金山学派，成为忽必烈汉人谋士第一集团。

这个高端“师友圈”，为郭守敬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2021年8月20日下午，清河油坊小镇，益庆和盐店博物馆。

这一年是郭守敬诞辰790周年，邢台市专门邀请全国30多位研究专家来此参观。

“郭守敬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水利、天文、数学、仪器仪表制造，而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水利事业，京杭大运河又是其中最为光彩的一页。”

走到一幅京杭大运河水系图前，《中国水利史典》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郭守敬水利成就研究专家蔡蕃放慢了脚步。回身看向身后的研究者，他的手指，轻轻地在大运河山东段和北京段画了两个圈。

这两个圈，画出了郭守敬对京杭大运河的主要贡献。

在山东段，郭守敬主持设计修建了济州河、会通河两段通漕路线，将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比原线路缩短900多千米，初步奠定了后代京杭大运河的走向和格局。

在北京段，他设计并亲自主持了通惠河的修建，打通了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

“元代以前的大运河是隋唐时期开凿和形成的，虽然也是北起北京，南及杭州，但运河的中心或重心在洛阳一带。元定都大都，历史上中国政治中心第一次北迁到华北地区。国家庞大的开支和赖以生存的粮食，仍必须依靠南方。南北的交通和漕运问题，立即成为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邢台郭守敬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马瑞红表示。

这是中国大运河重心的大转变，而规划并实施这项宏伟改造工程的第一人，正是郭守敬。

但实现这一巨变，谈何容易。

通惠河的开通，便是个中艰辛的一个缩影。

1262年，当时还是一介布衣的郭守敬在上都首次见到忽必烈。在向忽必烈陈述“华北水利六事”时，第一条就是开通一条连接大都和通州的运河。

然而，到1293年通惠河竣工，却已经整整过了31年。

“通惠河的开通，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挖河道，而是寻找能保证运河水量的水源。”邢台郭守敬纪念馆馆长梅红介绍，为此，郭守敬对北京周围水系进行了近30年调查，最终发现昌平的白浮泉水量充足，是运河的理想水源。他还设计出一条巧妙的引水路线，规避了河道落差小和山洪暴发影响运河安全的问题，将沿途十大泉水收集引入通惠河，成功解决了运粮河水源不足的问题。

在踏勘测量中，他最早提出以海平面为零点的海拔标准，比西方类似概念的提出早500多年。同时他还创造性地修建河流平面交叉的清水口工程12处，与今天京密引水渠采用立体交叉工程12处完全相同。

1283年，济州河竣工；1289年，会通河竣工，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改造完成，实现了江南漕船北上到达通州的规划。1293年，通惠河竣工，京杭大运河“最后一公里”终于打通……

就这样，在郭守敬的设计和主持下，中国大运河重心顺利实现转变。

“其实，不仅是京杭大运河，郭守敬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水利事业，先后主持了邢州、西夏、大都等很多水利工程，并开创了集灌溉、船运、防洪一体综合利用的先河。”梅红说，“哪一项拎出来，都是值得大写特写的超级工程。”

在今天的承德兴隆，燕山主峰雾灵山南麓，郁郁葱葱的山脊之上，矗立着一组白色的巨大建筑。

这，就是著名的郭守敬望远镜（LAMOST）。

LAMOST是我国重大科学工程之一，2010年4月被冠名为“郭守敬望远镜”。

如今，我们借助这些科学重器探索宇宙深处的奥秘。1000多年前，郭守敬也在不断仰望苍穹，通过探究星辰日月的运行规律来制定历法。

1276年，忽必烈成立太史局，让郭守敬、王恂等人主持修历工作。

“为了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以制定新的历法，郭守敬设计制造了一系列天文仪器，如高表、简仪和仰仪等20余项天文仪器，还进行了著名的‘四海测验’。”2021年8月20日，站在纪念馆第三展院，马瑞红手指着身旁高3米多的简仪解释道。

在今天的邢台达活泉公园，有一座11米多高的仿古观星台。

事实上，令今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的观象台，在当时元朝的疆域之内有27个之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观星台。其分布范围从中国南海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从朝鲜半岛到川、滇地区与河西走廊。

值得一提的是，南海诸岛之一的黄岩岛上当时也设置了观测站，而这也成为南海诸岛自古便是中国领土的铁证之一。

这便是郭守敬主持的，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观测和纬度测量活动——四海测验。

编制一部精良的历法，既要靠精确的观测数值，又要靠先进的数学计算方法。在历法编制过程中，郭守敬和王恂在数学上首次提出并运用了三次差内插法公式，比牛顿1676年提出的内插法一般公式早了近400年。

1280年，新历完成。忽必烈取“敬授民时”之意，定名“授时历”，通令第二年在全国颁行。

“郭守敬等人所创的《授时历》被称为历法历史的一座高峰。它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此外与之进度相当的公历为西方所创，比现行公历早300多年。”梅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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